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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生平简介之往事略集

http://news.cang.com 2013/6/20 15:29:17 浏览0加入收藏

 在踏上艺术道路的初始,傅抱石首先把用于谋生的刻字转移到了艺术状态的篆刻上,一本赵之谦《二金蝶印谱》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使之习赵印章真伪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也为之赞叹。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津津乐道,而傅抱石也多了一条养家的生路。第一师范中的"印痴"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在第一师范的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去旧书店,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陈鼎著)中的一句“我用我法”时,傅抱石顿开茅塞,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他用很多的时间去读史论著作,并开始研究画史画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从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他都一一涉猎。1925年,年仅22岁的学生傅抱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1926年,傅抱石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并留校任教于附小。他又开始了《摹印学》的写作,把自己多年来治印的体会融于其中。显然,傅抱石对史论的兴趣,为他未来在绘画上的成就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表明了他艺术人生中的一个显著的特色。1929年,傅抱石为编写教学讲义又完成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一书。在主本书里,傅抱石提出了"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人品、学部、天才",还提出了"提高中国绘画的价值"和"增进中国绘画对于世界贡献的动力及信仰"的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的一些独特的思考。一个偶然的机会,傅抱石结识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在他的鼎力推荐下,傅抱石获得了公派赴日留学的机会。1933年3月,傅抱石在上海登上了赴日本的轮船。留学日本而立之年的傅抱石为到了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拜于史学泰斗金原省吾的门下,从翻译金原省吾的《唐代之绘画》和《宋代之绘入手》,开始了对中国绘画史的更为专业和系统的研究。这一时期,傅抱石抓住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总是,对东晋顾恺之这一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针对日本史学界中某一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曲解,完成了《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接着,他开始撰写关于石涛的评传,以期通过此连接中国绘画史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位著名画家的景仰。不久,傅抱石又完成了《中国绘画理论》和《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之关系》的研究和写作。这一时期,傅抱石在美术史论方面的成就,在许多领域都填补了美术史论研究中的空白,同时这方面的成就又反作用于美术创作,为他形成独特的画风奠定了基础。在日本留学时,傅抱石专门拜访了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彼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早在任职一师附小的时候,傅抱石就就聆听过郭沫若的抱告,印象深刻。傅抱石在史论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在绘画创作上也不时得到郭沫若的批评,而郭沫若也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地发现傅抱石的艺术天分和才华,每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都为之题咏,并为傅抱石在日本的首次画展题写了展名,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可以说郭沫若广博的学识和在日本的影响,为傅抱石在日本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种亦师亦友的深厚友情又一直延续到抗战,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了"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郭沫若还手书"南石斋"赠予傅抱石。而这本画集的出版,也使傅抱石在中国画坛上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位。1934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的帮助下,傅抱石的首个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著名画家横山大观、篆刻家河井仙郎、书法家中村不折以及日本文部省大臣、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等都参观了展览。金原省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而这个成功的展览在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中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傅抱石的篆刻《离骚》又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使他的事业发展锦上添花。正当傅抱石在日本一帆风顺并筹备第二次展览的时候,家中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傅抱石像许多以孝为先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于1935年6月24日返回中国。但当他回到南昌的家中时,母亲已病故,傅抱石悲痛万分。重庆岁月1937年,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傅抱石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在初到重庆的一年里,因为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展开,傅抱傅抱石作品图册(16张)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时机,创立了自己的画风。同时,他又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一个侧面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这一年,傅抱石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这一时期,傅抱石还编著了《明末民族艺人传》,同样表达了傅抱石胸中的民族气节。 傅抱石在重庆时期的作品,分为人物画和山水画两部分。人物画主要表现历史上的影响的人物和人物故事,如屈原、苏武、石涛,同时也以古代优秀诗篇为创作的题材,如《琵琶行》、《长干行》、《唐人诗意》、山水画以《夏山图》为代表。1942年6月,傅抱石创作了《屈子行吟图》。画面上,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行走于浩淼的烟波上,似乎可以听到屈夫子惊天地、泣鬼神的吟咏,表达了"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的主题。郭沫若称这幅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为此画赋诗,成为一时的美谈。1944年9月,傅抱石创作出代表作《夏山图》,这件作品是难得一见的落拓大幅,狭长高旷,说是表现唐人诗意,更多的还是蜀中山水秀美的景致,用笔潇洒,用墨酣畅,并将水、墨、色融合一体,尤其是作品中的墨色表现,浓墨处浓黑透亮,淡墨处秀逸而朦胧,蓊郁淋漓,气势磅礴,此外,作品中傅抱石用笔也变化多姿,在墨色将干未干时,以散锋乱笔尽情挥写,体现了傅抱石用笔经典特征,也组成了作品画面的有机节奏,正如画家张安治所评论的:“一大片大片的水墨,简直是西洋印象派以后的作风,画山石的皴法亦前无古人,随意纵横,信笔点染,却已做到物我忘我,离形去智的超然境地。是“前无古人的奇特之作,画风雄肆奔放,笔飞墨舞,皴法则师心独创,于古人几无迹可求”。此幅《夏山图》作者自识“甲申九月新喻傅抱石写唐人诗意于重庆西郊金刚破下山斋”。为傅氏“金刚坡”时期的山水画创作之代表。“金刚坡”时期傅抱石也迎来了其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抗战爆发之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1939年傅氏携全家迁往重庆,寓居沙坪坝金刚坡下,直至抗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傅抱石,全力以赴投入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这一时期的作品,皆会题署“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写”的字样。  金刚坡时期《夏山图》《夏山图》亦如是。在“金刚坡”时期的作品中,堪称大尺幅,而其题签也为傅抱石亲自书写,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7年,这件作品就曾由上海某知名拍卖公司拍卖,并以图录封面的形式重点推荐。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未对近现代书画做出限制出境的具体规定,但在那次拍卖时这件作品却被打上了星号,寓意其极为重要,要留在国内。据了解,傅抱石《夏山图》在十几年后重返拍场,估价超过千万元。同年9月,傅抱石又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世纪名作《丽人行》。徐悲鸿赞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一语点出此画真谛。后,张大千题此画:"开千年来未有奇,真圣手也。色勒衣带如唐代线刻,令老迟(陈老莲)所作亦当检衽。"作品表现了杨贵妃家族三月三外出郊游时的盛况,"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真远淑且真",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腐败。无疑,傅抱石此时此地的表现,所指是显而易见的。傅抱石重庆时期的人物画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虽乱头粗服,而矜持恬静。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秀美景色,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成了傅抱石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创作的主题。他继承宋画的宏伟章法,取法元人的水墨逸趣,畅写册水之神情。而他的画法也一变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曾经蹂躏了中国人民八年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傅抱石举起酒杯,用他特有的方式庆祝民族的解放。当年10月,他和全家离开了居住了近七年的重庆"金刚坡下山斋",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傅抱石用纸关于纸张问题,傅抱石画人物画喜欢用宣纸,山水画喜欢用皮纸。但是在1938年以前,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画都是用宣纸的。1938年至1946年,由于傅先生在四川,宣纸极难购买,贵州皮纸则到处可购到。这种纸质地粗糙,色赭黄,但对墨色反映还有可取之处,所以这一时期画人物的老人和山水常用贵州都匀县出产的皮纸,画仕女画常用宣纸。1946年傅抱石由四川返回南京,带回大量这种皮纸,故在1950年之前,在南京画的山水作品亦都是用这种皮纸画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傅抱石在浙江购得温州出产的四尺手工皮纸,所以这个时期大量作品都是温州皮纸绘成。傅先生喜欢用皮纸在皮纸的反面作画。还有傅先生作画时对纸从不揉搓,揉过纸的傅抱石作品皆为伪作。1956年傅抱石从北京荣宝斋用巨资购得乾隆丈二匹宣纸和乾隆皮纸,乾隆皮纸又分两种,一种是幅面17厘米×78厘米,帘宽4厘米,纸质纯净、色黄,纸面光洁,墨色反映极佳;另一种是幅面为丈六匹,480厘米×140厘米,帘宽1厘米,色黄,质地一般,墨色反映尚佳,常用作巨幅创作。60年代傅抱石作画用纸几乎都是用这种乾隆宣纸和乾隆皮纸根据傅抱石不同时期所用的纸张,特别是贵州皮纸、乾隆宣纸、乾隆皮纸,现代伪造者是无法获得的,这是鉴别傅抱石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3]关于用墨。傅抱石是一位对作画用品、工具都非常讲究的画家,特别是对墨锭的要求,更为认真。他收藏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名墨,不是作为古董收藏,而是用来挥毫作画之用。他惯用油烟、漆烟旧墨,磨砚作画,从来不图方便,以墨汁作画,无一例外。观察他的山水画的重墨处,当是黑色晶莹发紫光,黑中透亮闪发墨韵光彩。他说:“黑中自存光,墨中自留趣,笔墨当传神”。如果不是用高品质的墨锭作画,是达不到此种效果的。因此,从画幅墨中反映的效果中,也可鉴定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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